有见识的人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

一、什么是有知识的家庭?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有知识的家庭之间的一字之差,包含了人类社会两大文明阶段的历史差异。

了解自己的家庭是来自北京中关村创业者的新名词。说明中国一个通过知识创新获得财富的新知识分子——知本家走上了历史舞台。现在所说的有知识的人,并不是新人类,他们是中关村一直被认为无法效仿的一群人。北大创始人王选和当年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算一类。现在有知识的人都是以知识为资本的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知识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博士生为了好玩,在网上做了一个名为雅虎的搜索软件。上市后,雅虎网站一夜暴涨,市值超过波音。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型神话:过去苦心经营积累财富的经验被抛弃,只要抓住趋势,你就会一夜成名。最有趣的声音说“了解你的家庭”?这听起来像一个来自大舌头东北的人在谈论“资本家”、“知识”和“资本”。

第二,了解自己家庭的概念不准确

“了解你的家庭”是一个已经被媒体和公众所接受的概念。学者们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肯定这个概念的学者认为,“知识型家庭”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知识型人”。“知识分子”包括企业家和思想家。这一概念概括了“知识经济”的核心,将知识分子从舞台边缘推向中心。

第二,有学者对这个概念提出质疑:中国真的有那么多“有知识的人”吗?《知人论世》和中国人的生活有多大关系?

第三,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谈“知家”,是一种“媒体自我炒作”。

我们认为,“知识型家庭”的概念和以此为基础的理论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争论中不断丰富,使其走向成熟。为此,我们特意整理了两篇观点不同的文章。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用“了解自己的家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准确吗?

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自古以来就有分歧。在中国古代,知识更多的是指一种人生智慧,无论是孔孟的仁义道德,还是道家、禅宗的超脱。在西方,苏格拉底将其归结为德性,毕达哥拉斯则将其等同于逻辑和规则。只是到了现代,知识才与“实力”、“能力”或“权力”联系起来。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对知识的理解是全面的。他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知识,即今天的自然科学和外化为自然科学的技术知识;另一类是“形而上”的知识,即德性、信仰等与生活相关的人文知识。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人类的知识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知识的一部分,也就是科技知识,可以构成资本,而且这种构成不是直接意义上的,而是以一种潜在的力量渗透到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中。邓小平同志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用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知识变成了资本,把作为资本的所谓“知识型”视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这种观点只是使用了“科技知识”意义上的“知识”概念。超出这个具体含义,“知识可以成为资本”在一般意义上就有点狭隘了,因为显然,这种观点把人文知识排除在了人类知识体系之外。

人类的知识是三个巨大的系统。从逻辑上讲,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生的逻辑思维形式。从广义上讲,还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只有这两种知识才能满足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性的综合需要。人是既有身体又有灵魂的动物。一方面,他有物质需求,比如衣食住行。另一方面,他有精神需求,比如信仰,追求,灵魂寄托。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对于满足前者的需求是不可或缺的,而历史、哲学和宗教的人文知识对于后者的需求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知识概念的标准不应该是它是否能带来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应该是它是否能促进人性的全面丰富和发展。科技知识离不开人文知识的融合和精神提升。所有著名的大科学家都有强烈的人文情怀,人文知识不应该拘泥于“君子穷志不穷”之类的精神乌托邦。目前很多人只把知识理解为自然科学知识,甚至是技术知识,这样是否能在市场上给自己增值,或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才是知识的标准。其实是很偏颇的,它的后果只能是让人们更加渴望技术知识,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劳动技术,让一个人文知识的文化沙漠出现在《原野》。

基于以上对“知识”的理解,笔者认为,在当前所谓“知识家”的争论中,“知识家”这个概念本身是不准确的。有人用它来指代技术知识与劳资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群体。我觉得这个群体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技术资本家”,即以技术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资本家”,无论是的管理技术知识,还是王选、陈的信息技术。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只是一种科技知识。在这种经济中,一方面,可以编码的信息技术知识处于优先地位,像比尔·盖茨那样从事编码和解码的“技术知识专家”可以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所谓“有知识的人”及其群体,都是用在技术资本家的意义上。另一方面,技术知识的产权保护制度是这个经济中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因为只有它才能限制技术知识被复制和窃取,才能保证所谓“企业知识家庭”的利益。

因此,一方面不能排除出版业出于商业利益的“自我炒作”动机,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场争论既显示了技术知识在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显示了当今知识发展和知识教育过程中潜在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