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的《水浒传》有什么现实意义?

话语革命

——朱《无赖的盛宴》简介

文/魏英杰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草稿。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朱对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的精辟分析。作为1980年代至今中国文化演变的参与者和“他者”,朱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勾勒出这场历史上最激烈的文化剧变的清晰脉络和后果。

一个

与大多数文化研究文本不同,朱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广义流氓学体系,进入了文化堡垒的核心,颠覆了现行的文化研究体系。

所谓广义的流氓罪,是基于对流氓罪、流氓罪、流氓罪的重新定义。在朱的话语体系中,“流氓”不是传统理论赋予的狭义对象,而是具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重身份标识的个体,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流氓”一词的内涵。于是,在身份危机的背景下,以异乡情结、焦虑和叛逆姿态为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就形成了朱所说的“流氓行为”。流氓的自我叙事也相应地被称为“流氓话语”。

这是广义流氓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之旅的起点。

作为文化学者,朱专注于对流氓话语的文化阐释。在他的视野中,流氓话语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学领域,除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电影、音乐、建筑甚至新兴的网络话语都是流氓话语的有力载体和表现形式。一旦学科边界上的界碑被移除,一幅全新的流氓文化学地图将清晰呈现。

简单来说,广义的流氓行为是以民族主义的“讽刺镜像”来突破的。当然,流氓行为是不同于国家话语的另一种话语体系。然而,流氓话语不仅是一种解构国家话语的力量,而且具有重大的建设性作用。正如朱所说:“如果没有流氓文字,中国现代文艺就会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从这个角度看,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文化理论的致命伤一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维度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对60年代出现的以“非右倾”、“愚昧”面目出现的先锋诗歌流派无所适从,而且对“下半身”、“口语诗”等流氓诗歌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口吻。就连同样属于民族话语体系的“朦胧诗”,也一度遭到民族主义理论家的抨击。在正统文学史的教科书中,“流氓文字”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神谕(正典)文字的陪衬或对立面。

然而,在朱的作品中,流氓话语似乎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叙事谱系。从鲁迅到王小波,一大批文化精英投身流氓话语事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态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流氓行为不仅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而且与民族主义的“主题”一起构成了整体意识形态的“结合体”。

按照传统理论,流氓行为是国家不可饶恕的大敌,但在朱的话语体系中,流氓行为是民族主义的“对偶”。换句话说,流氓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将其排除在整体意识形态之外,就会成为民族主义的刺客。一旦注意到其“解构中的建设性元素”,流氓行为就会给僵化的经典话语注入无尽的新鲜血液。毕竟“流氓不是指向未来的信仰和希望。相反,它只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可磨灭的存在。”

正因如此,朱的著作不仅是对现有文化理论的颠覆,也是一部还原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真实面貌的历史手稿。朱把长期被排除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英雄们请到了文化的历史序列中,恢复了他们的名誉。无疑,此举无异于一场“话语革命”。

当然,朱的志向不仅仅是寻找文化历史中的失踪者,还要把这些流氓英雄们推上文化的宝座。朱绘制这幅文化地图的目的,在于揭示一个在历史正典中被长期忽视的事实——流氓话语对社会文化的颠覆性重构。

在市场主义盛行的商业时代,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激烈地进行着。作为民族主义的“双重”,流氓话语一直肩负着颠覆和消解民族主义话语权威的重任,使民族主义话语不会完全走向专制和垄断的“文化帝国主义”。这是“话语革命”的第二层含义。

在朱的流氓话语谱系中,本土流氓话语的兴起始于1980年代崔健的“红布叙事”。曾经回荡在神州大地上空的歌曲《一无所有》,可以看作是新时期文化领域的一次“流氓回归”宣言。“一无所有”是一个身份(财务、道德、社会尊严)一无所有的人的自白,也是一个社会公告,宣告了新流氓的诞生。“与此相呼应的,是崔健唱歌时经常用来蒙眼的那块红布。在朱看来,这是一个明显的“意识形态隐喻”:“‘红布’和眼睛之间的反讽关系是明显的,它象征着人民所遭受的文化暴政和文化愚昧。"

流氓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对抗也因此成为新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不仅表现在摇滚音乐上,在同时期的诗歌、小说、电影等审美领域,都可以看到流氓的怪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觉醒——流氓叙事。小说大规模的话语反叛始于1985。今年,《汉族人马援》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音乐学院女生刘索拉出版了她的处女作《你别无选择》,烤鸭店清洁工徐星出版了《无主题变奏曲》。这三部小说* * *同构地成为当代流氓叙事复兴的前奏——马援是新时期民族主义话语的“第一把真正的语言之锤”,但他只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上撕开了一条缝;刘索拉“率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讽”,“终于站在了秩序的一边”,这是一种未完成的流氓叙事;而徐行却因为“更接近叛逆的本质”,成为“当代流氓小说的真正开创者”。

紧随徐行等人之后,王朔以更加大无畏的流氓精神走上了当代流氓叙事舞台。王朔的院子里的孩子身份,使他同时具备了民族主义和流氓的特质,而当他成为民族主义的弃子后,就彻底转向了流氓。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得王朔既熟悉规范话语体系,又能流利运用流氓话语,进而巧妙地运用规范话语进行多重反讽。民族主义话语的堡垒被撕裂开来,“悄然崩塌”。

从此,民间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拉开了当代流氓的狂欢序幕。这场“话语革命”最终随着网络话语——权谋的兴起而达到高潮。

朱是这场“话语革命”的见证者和叙述者。

然而,这场“话语革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当前语境下,流氓话语逐渐失去了建设性精神,日益显露出强大的颠覆作用。这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朱指出,流氓话语不仅消解和颠覆了民族主义话语,而且为后者实现自我更新提供了新的资源。流氓话语的出现“改变了民族主义单调的面貌,这种局面最终形成了新的‘流氓民族主义’的话语格局,即国家话语大量借用流氓话语,并从中获得新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在这方面,金庸小说是一个典型案例,张艺谋从流氓电影活动家到民族主义电影《首席旗手》的转型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

另一方面,朱也指出流氓话语的颠覆性和破坏性特征在消费主义时代已经泛滥。“在晚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消费观的全力支持下,流氓的表达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它热烈地(讽刺地)拥抱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坚持埋葬它的死者。”“没有一个时代变得像今天这样庸俗、黑化、欺骗。”

不难看出,从下半身诗歌的身体叙事到行为艺术的“暴力竞争”,从“妓女小说”到摇滚精神的衰落,从网络吹嘘运动到第四代儒生的“武侠”表演,流氓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暧昧,甚至在市场的温床中实现了和平。这些都构成了朱的所谓“后流氓”和“夜宴”。

在这幅图景中,“精神语言”(精神叙事)的缺席成为当代一大文化之谜。对此,朱认为:“民族主义信仰退却后,幼稚的中产阶级仍处于萌芽状态,公民理性主义尚未成熟,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精神叙事的巨大真空”。

毫无疑问,作为流氓行为的三大主词,淫秽语言和酷炫语言对民族主义话语具有强大的颠覆性重构功能,但其建构精神的展现更多地依赖于精神叙事的介入。当淫秽语言侵入灵魂叙事的空间,污言秽语就形成了“大多数人话语的暴政”。更为关键的是,当知识精英长期丧失精神叙事能力时,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精神的重建将变得更加困难。

为此,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从未真正掀起过精神叙事运动。它的消失无疑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耻辱。”

在当前的语境中,我们必须看到,曾经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二元性”而存在的流氓话语,正逐渐失去其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立场。在颠覆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也大规模制造社会道德、信仰、法治的危机,使整个社会走向“零信仰”。可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剧变。

面对当前中国文化思潮,朱认为:“这其实是后极权时代的一个流行文化特征,即以民族娱乐为名的大规模文化转型。”“以前上演了几千年,形式太硬太血腥。现在,在资本力量的改造下,它的表面变得越来越柔软、光滑和人性化。这就是中国的文字天鹅绒革命,正在把十几亿中国人带向流氓、民族主义、市场化三位一体的全新世纪。”

但无论如何,在非常尊重流氓话语的前提下,还是要警惕它可能造成的文化灾难。

广义流氓问题的提出,尤其是澄清了流氓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关系,可视为朱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同时,朱对中国颠覆性创作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朱是当代酷派文化批评的开创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朱在话语领域掀起了又一场“话语革命”。

目前,酷评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体制伤”、“审美疲劳”、“文化焦虑”等大量酷炫的朱式词汇也出现在时评等新兴文体中,受到了作者和读者的双重青睐。曾有人认为,朱的批评风格因其用词奇特而难以模仿。事实上,“朱昱”正在被模仿、抄袭甚至滥用。因此,有人反过来为此指责朱,甚至认为朱的文化批评除了文字上的创新之外并不高明。

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对朱昱的误解。在我看来,只是朱人文思想的副产品。在朱看来,思想的表达依赖于文字的创造性演绎。只有改变汉语的旧面貌,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个大变革时代的语境,也才能与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平衡,进而恢复公民话语的财产权。

不难看出,冠名权和解释权作为中国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掌握在民族主义手中,无论是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都长期生活在民族主义话语的权力之下。面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强势,知识精英的话语反抗力太弱。“朱昱”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面貌。尤其在民族主义文化理论领域,《朱昱》就像一道“文字的闪电”,照亮了民族主义理论家苍白的面孔。忽略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就无法观察到朱批评文本中另一种话语与思想的双重关系——《》不仅颠覆了民族主义话语的俗套,也为当代人文主义话语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当代人文思想焕发出新的活力。

当然,也有不少“朱昱”的粉丝一边学习、模仿“朱昱”,陷入文字的狂欢,一边踩着“朱昱”的肩膀,发出轻蔑的笑声。这也可以看作是“弑父情结”的集体发酵,或者是另一场“流氓盛宴”。

归根结底,只有准确把握《朱昱》及其思想特征,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恶棍的盛宴》一书的内在精神。

摘自:豆瓣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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