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目前世界上的定位

与前几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欢天喜地大不相同，近些年国人对国际商业游戏规则更多了几分冷静的思考。中国十几年的“入世（复关）”谈判是为了什么？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增加出口贸易，其中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参与到制定国际商业的游戏中去，去争得修改制定国际商业规则的权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就像一根绳索勒在中国人的脖子上，动不动就收紧一下，逼着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让步。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之一，按理说应该有了更多的对国际商业规则的话语权，但仔细审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情况并不容乐观。

在目前世界上通行的贸易规则面前，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确实还是个学生，当这个学生亦步亦趋地向先生们学习时，却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改变自己尴尬的地位。

当年周恩来总理身边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的时候，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输出资源性商品;但当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上制造能力最强的国家时，却又成了世界上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人制造的商品技术含量太低”，有先生这样指责我们，可当中国人努力想掌握高新技术时，却又遇到了“知识产权”这座无法逾越的冰山。当我们输出资源性商品时，工业制品贵得惊人;当我们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需要进口资源性产品时，情况却正好相反。中国现在成了最大的资源性商品进口国之一，却在许多大宗矿产品上不能掌握定价权。

二战以后，世界贸易规则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起初，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品生产国，商品贸易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所以当时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努力方向是消除贸易壁垒，降低关税，促进自由贸易;但后来随着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国际商业规则就开始向知识产权、资本流动方向倾斜。

规则一定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按照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国就应该定位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也就是施振荣先生所说的“笑脸定律”的最低端。这样，我们用几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才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中国也不需要什么“自主品牌”、“自主的核心技术”，有跨国公司在你这缴些税，解决点儿就业问题（其实并非如此，国有企业合资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裁员）就可以了。

即使是这样，中国人也不会成为“好学生”，当发达国家国内政治需要时，随时可以举起反倾销的大棒，随时会抽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利剑，还有不胜枚举的安全标准、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卫生标准、员工福利标准等等。随时可用这些“规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也许会有人说，这些“规则”都是合理的，可如果中国企业按照这些规则一步步走下去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诚如此次争论中一位读者所言：中国在履行这些规则时还有很多“利益盲区”。就如同目前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如果按此规则行事，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要加十二分的小心。

没有规则是不行的，但如果以为现有的规则就是一切，也是一种幼稚。发达国家在其国内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有毒有害垃圾运往中国（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毒有害垃圾销纳地）。因为他们没有制定这种有益于别国的规则。中国现在是一个数量级的经济大国，但不是质量级的经济大国，更不是掌握标准和规则话语权的经济大国。现有的一些所谓“规则”并不利于和谐世界的建立，中国人民要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就要争取更好的规则环境，而不能掉进规则的陷阱。

尊重规则，但不能迷信规则，学习规则，更要认清规则后面的利益。真正对中国人民有利的规则不是顶礼膜拜得来的，而是通过艰苦谈判斗争得来的。当年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面对美国的高压，中国人敢争敢斗。美国人开出10亿美元的报复清单，中国政府马上开出12亿美元的反报复清单，美国人开出30亿美元报复清单，中国人就开出30多亿美元反报复清单。有理，有利，有节，终于赢得了对中国人民比较有利的谈判结果，为中美贸易定下了新规则。这些斗争丝毫不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而有西方媒体称“狮子终于怒吼了”。法国人说：“法国不伟大，就灭亡。”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敢于争夺修改世界商业规则话语权的气魄。就像吴仪同志所说：“更多地参与国际经贸立法活动，使我国在国际社会制定多边经贸规则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