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片主要担任什么任务？

记录片主要担任宣传任务，并对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进行汇总和整理。

在"传统"的大型纪录片领域，由国家出资拍摄并直接承担政治宣传任务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数量极多，其在题材上分为两类：一类为展现领导人生平的作品；另一类则以呈现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如《改革开放20年》《香港沧桑》《澳门百年》《百年中国》等。这些作品既然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自然也无须过多考虑市场和观众的反响。它们大多以配合不同时期的宣传任务为目标，并对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进行汇总和整理。

此外，还有一类几乎对流行审美毫不在意的纪录片，那就是所谓的"人类学纪录片"，即对边缘地区或群体的生活方式加以客观呈现的纪录片作品，其代表性作品包括1993年获第30届"亚广联"大奖的《最后的山神》（中央电视台制作），以及1996和1999年相继于西方获得重要国际奖项的《山洞里的村庄》（云南电视台制作）和《婚事》（成都电视台制作）等。

人类学纪录片"由于"以人类***通的情怀观照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受到西方评论体系的青睐，而在一些固定栏目中播出的颇受欢迎的"小纪录片"（如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播出的《德兴坊》等）却因视点过分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难以赢得主流评论界的充分认同。前者而非后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投身其中。对紧贴社会现实的议题的回避，使得人类学纪录片成为创作者的一种既安全又雅致的文化选择。但在这类纪录片繁荣发展的同时，我们很难回避一个多少有些冷酷的事实：这些作品在本质上是非电视化的，它们几乎完全不在意观众的喜好，而以赢得国际奖项为主要目标，电视对它们而言只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身份标识"。

所以，无论栏目化的"小纪录片"、国家投拍的大型主旋律"历史文献纪录片"，还是在这一时期创作者心中代表着"前沿"与"时髦"的"人类学纪录片"，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了一条小众化的道路。也就是说，《话说长江》所带来的那种全民观看、全民热议的文化效应，已经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创作者所追求的目标。电视纪录片开始明确地以一种高雅文化的自我认同来规划自身的发展路径。身兼资深电视从业者、电视业管理者和电视学者三重角色的邹凡扬曾在接受学者胡智锋的采访时明确指出："纪录片应该是有规格、有品位的作品，有比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要求它的观众有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样的观点在整个90年代其实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为孙玉胜所激烈批评的"玩技巧"的技术主义倾向，也令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专业化程度在这一时期大大提升，从《最后的山神》开始，中国的主流纪录片创作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准。创作者们逐渐明白20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的成功并非纪录片这种电视节目类型的功劳，而是这些作品的价值内涵与整个社会范围内弥漫的理想主义与精英主义话语互相应和的结果。

80年代重价值、轻技法的创作偏向使得纪录片虽暂时地赢得了观众，却也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本性。因此，90年代的纪录片创作者虽仍然以电视业的文化精英自居，但他们已经渐渐抛弃了旧式文人知识分子所秉持的与社会经济基础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他们的精英信条开始构筑在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之上，那就是以纪实为理念与实践核心的专业主义。

20世纪90年代是电视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下半叶相继出现的新型传播技术在对传统的无线传输方式构成冲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电视业的格局。其中，尤以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电视最值得关注。有线电视是较早发展成熟的一类传播技术，指以电缆、光纤等有形线缆为信号收传载体的电视广播系统。这一传输方式避免了无线电传输过程中存在的信号衰减和图像失真等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始终是中国无线广播电视系统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技术，较为偏远地区或地形复杂地区的人们往往通过设立"有线电视站"的方式来改进电视信号传输和节目播出效果。

在80年代，有线电视技术突破了作为单纯的技术手段的"身份设定"，开始涉足内容生产领域，日渐成为一种既平行于又吸附于传统电视体系的独立系统。那些规模不一却拥有自己的节目播出系统的有线电视台、站"开始于大专院校、大的企业、宾馆、农场"，后来又"迅速向街道居民发展"。至1985年前后，一些中小城市和城市近郊区开始出现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台，即冠以正式的行政区域名称的有线电视台。

针对有线电视这一繁荣而混乱的局面，国家总体上采取了两个步骤对其加以规范，一是明确扶植管理权责明晰的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台，二是清理各社会机构开设的有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站。1990年11月16日出台的《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国务院授权广电部及全国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有线电视实行行业管理，并负责开办区域性有线电视台，这意味着那些由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开设的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台作为"编外台"的含混地位得以澄清，转换为正式拥有"四级办"体系中的明确地位的"正式台"，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有线电视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之路"。

其后，广电部又发布了一系列针对有线电视技术和管理的相关行政法规，将总体的管理框架细则化。直到1994年广电部下发《有线电视管理规定》，正式宣布取消原有的各"有线电视站"并一律不再批准设立有线电视站，各行政机构依法设立的有线电视台才终于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有线电视机构，全国有线电视系统的整合完成。

在政策的鼓励下，从1991年开始，"四级办"框架下的行政区域性有线电视台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现，逐渐富裕起来的城市观众非常乐意为更多的频道和更好的播出质量付费。据统计，到1995年年底，全国***有有线电视台1178座，用户由1990年年底的1110万猛增至4000多万，至1997年年底又增至7000多万，可见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总体而言，国家对于有线电视发展目标的定位仍在于扩大电视信号的有效覆盖范围及提升电视节目的收视品质，即有线电视台始终是作为无线电视系统的辅助物存在的。

在这一思路下，有线电视台自办节目受到较多的限制，形成了"新闻不争、广告不办、撞车让路、完整转播"的节目播出方式。也就是说，有线电视台基本不与无线电视台抢新闻；主要通过直接收费而非开办广告的形式盈利；当和无线台同时获得一档节目的播出权时，有线台将首播权让给无线台；在大多数时候，有线台以转播无线台的内容为主。但实际上，如同"四级办"开设初期出现的混乱局面一样，遍地开花的有线电视台为填补时段而播出了大量娱乐内容乃至非法内容，尤其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的境外内容，这引起了国家管理部门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