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
重农学派是20世纪50-7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将自然秩序视为最高信条，将农业视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重农学派的称谓
重农学派在其全盛时期被称为“经济学家”。1767年，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内穆尔编辑出版了一本魁奈著作选集，书名为《费希乌·克劳特(Fissiau Crate)，即最有利于人类管理的自然系统》，并首次提出将希腊词“自然”和“规则”组合起来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名称。但在当时，这个新名字并没有被普遍使用。在1776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根据他们“土地产品被视为各国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理论，称他们为“农业体系”，而中文直译为“农业学派”。
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
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有人一度认为古尔奈是创始人之一，但古尔奈除了经济自由放任的思想外，没有建立重农学派的任何主要论点。魁奈无疑开创了重农主义的所有理论。他的代表作《经济表》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
18年50-70年代，魁奈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弟子和追随者，形成了理论体系比较完整、信仰一致的派别，以及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学术团体。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并出版作为学校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和金融杂志》和《公民日志》。
图尔古特是继魁奈之后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他不是魁奈的信徒，也几乎不参与所谓“经济学家”的派系活动。他对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调查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和修正了魁奈及其弟子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更加鲜明。在他那里，重农主义达到了顶峰。
农学学派与社会系统
重农制度其实是最早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但它也是封建制度和土地产权统治下的资产阶级的翻版。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解释的，而资本主义是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想象来发展的。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就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表。这种实质与表象的矛盾几乎出现在重农主义的所有理论中。
重农学派在当时的法国宫廷、贵族和宫殿中声名鹊起，甚至在巴黎所谓的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赞美农业改革、穿着带有农民色彩的服饰也成为时尚。在法国之外，当时欧洲几个国家的统治者，如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也对他们的理论和主张感兴趣。然而，他们的理论引起了革命或进步启蒙思想家的反感。伏尔泰在《有四十个住所的人》中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他们的理论假设。
另一方面，重农主义者也欺骗了自己。他们大多是权贵，他们的利益与当时法国乃至波旁王朝的封建制度息息相关。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主张的是与现存封建社会相对立的、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总以为自己要的只是改良旧制度，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有制度。
[编辑本段]重农学派的观点和意见
自然顺序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启蒙学派的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在定义重农主义体系时，明确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完美的。但是，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一种人为的社会秩序。后者表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法规等等。
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理解自然秩序，并根据其规范制定人为秩序，社会将处于健康状态；另一方面，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会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之所以处于疾病状态，是因为人为的社会秩序违背了自然的社会秩序，他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治疗这种疾病的药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理论第一次证实了人类社会存在客观规律，这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种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创造了把社会经济作为可度量系统的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到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之间有内在联系；事情的发展理论上是可以预测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切理论和政策都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但重农主义者由于其阶级局限性，把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当作永恒的规律，把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规律当作同样支配一切社会形态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本质上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是自然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只有在自由制度下才能实现。所以重农主义者从自然秩序中引申出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的原则可以追溯到科尔·贝尔的当代法国商人让·克洛德，并由古尔奈加以证明，但只有在重农学派中，它才真正成为标志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
纯产品理论
纯产品理论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整个系统都围绕着这个理论；所有政策都以此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因此，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及其数量的增加。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有生产力的，因为只有农业才能既生产物质产品，又生产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这表现为物质财富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只是改变或结合物质财富的现有形式，商业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只是改变其市场的时间和地点，两者都不产生。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之差构成了“纯产品”。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捍卫者，认为农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重农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用“纯产品”理论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是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纯产品理论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重农学派实际上是用农业资本概括一般资本，用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租地农民作为产业资本的实际代表，引导着一切经济运动。农业以大规模资本主义模式经营，土地的直接耕种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是获得“纯产品”，即剩余价值，地租是其具体表现。
重农学派在“纯产品”的基础上，提出了取消其他税种，只收单一地租的主张。他们认为“纯产品”是唯一可能的税收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所以地租是唯一可以承担税收的收入。在复合税下，即使税负没有直接加到地租上，也会通过转移间接归于地主。所以，不如干脆取消所有杂税，改为征收单一租金税。因为简化租金制度会降低催收费用，这项改革实际上减轻了房东的负担。
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在试图分析社会财富和资本的循环和再生产时，重农主义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分析了劳动过程中构成资本的物质要素，而且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在这个前提下，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三个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对社会各阶级收入来源的分析，资本与收入的交换，再生产消费与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循环。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重农学派的崩溃
魁奈的死和图尔古特被解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应，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国富论》从65438年到0776年的出版给重农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日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然而，1789法国大革命后，由制宪会议通过的图尔古特改革方案所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制度的“死光”。
农学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化
从16世纪开始，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了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他们非常崇拜中国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作为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就必须用儒家道德取代基督教道德。伏尔泰说，“这个地球上最幸福、最值得尊敬的时候，是人们尊重孔子的法律法规的时候”，“欧洲人在道德上应该成为中国的学徒”。伏尔泰甚至觉得，当欧洲国家还是森林中的野人时，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睿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了。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不能生活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重农学派的领军人物魁奈和图尔古特在建立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极大影响。
魁奈在当时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非常尊敬孔子。他曾经写过《孔子简史》，对孔子评价很高。他们在比较孔子和古希腊先贤时，明显是褒前者，贬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优于古希腊先贤的哲学。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魁奈重农观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魁奈以医师的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效仿中国古代皇帝1756，举行仪式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在《农商金融杂志》和《市民杂志》宣扬重农学派思想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文献，而是中国经典。在杜邦主编的《魁奈及其弟子》专著《农学，或者说最有利于人类管理的自然系统》(该书首次提出了“农学”的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出版地居然标注为“北京”。作为重农学派理论基础的“自然秩序”思想的形成也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该书第八章的标题是《中国的法律与作为富强政府基础的自然法的比较》。魁奈将中国视为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家，并通过对中国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精神。魁奈的自然法观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的“道即自然”和儒家的“天兴见”一样，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观的重要来源之一。
图尔古特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按照马克思的评价，图尔古特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了顶峰。图尔古特最重要的经济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调查》在经济理论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德棘的理论框架，尽管在时间上领先于《国富论》，但明显优于《国富论》的理论框架。”(3)图尔古特这本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的文化直接相关。1763年，两位来自中国的留法青年高立思和杨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当时法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发源地；人们希望中国的这两个年轻人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国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4)于是图尔古特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图尔古特的《中国问题集》，意在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解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真实地把握中国的经济状况。“为了使他们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在这些问题之前写了一篇关于社会各种劳动和财富分配的简要分析。”(1)这是考察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直接原因。图尔古特的提问和分析都不同程度地与他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有关，或者他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他从中国的情况中得到启发，或者他直接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所以有研究者说，图尔古特的《财富形成与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影响最大”。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农学派是连接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桥梁。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法国旅行期间，与魁奈和图尔古特有很多接触。正是在这些接触中，史密斯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着手为《国富论》制定写作计划。与魁奈和图尔古特的讨论对斯密构思研究思路、形成写作框架有很大帮助，重农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也对斯密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大量引用中国的材料和文献可以作为佐证。
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又称“商业本位”，16至18世纪)。
重商主义是18世纪欧洲流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基于它通过贸易顺差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就是说，它的出口超过了进口。封建主义解体后的16 ~ 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理论或制度，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5-18流行于欧洲，后来被古典经济学取代。人们认为一个国家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重商主义者认为，要获得这种财富，政府最好控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外贸垄断；通过高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这个名称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提出的。但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抨击了重商主义。他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明的经济政策。然而，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才放弃了基于重商主义哲学的经济政策。
一、重商主义的时期和背景。
历史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和理论最早几乎都出自重商主义学派的著作。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理论。它产生和发展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了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
15年底，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解体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发展；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极大地刺激了商业、航海和工业。商业资本在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随着商业资本的壮大，西欧一些国家建立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利用国家权力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扶持商业资本政策的实施，出现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重商主义理论逐渐形成。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具体地说，是15-18世纪初期，被广泛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重商主义可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以商业资本家的经验为基础，从世俗的角度观察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货币-商品-货币的运动。
二，重商主义的贸易经济思想
1，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所以要让国家富强，就要尽量做到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顺差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个国家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它就越富有，越强大。所以政府应该尽量鼓励出口，不提倡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
2.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交易参与者同时超配额，而且任何时候的金银总量都是固定的，一个国家的盈利总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亏损之上，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是一个“零和博弈”。
第三，重商主义的局限性
1，重商主义的政策结论只在某些情况下成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2.认为国际贸易是零和游戏的重商主义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3.重商主义将金钱等同于真实财富也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重商主义轻率地把高水平的货币积累和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把贸易顺差和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自己的实力。15世纪初，文艺复兴进入发展的初级阶段，重商主义兴起。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衰落，重商主义逐渐开始瓦解。从时间上来说，重商主义可以说是与文艺复兴同步的。同时产生了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两种社会思潮，这两种思潮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追求商品生产的更快发展、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背景，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和货币积累的强大潮流冲击下，西欧经济形态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这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四，重商主义的发展阶段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①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 ~ 16世纪。在对外贸易中，它强调少买，禁止向国外输出货币，并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货币运动，以储存尽可能多的货币，因此也被称为货币差论。
(2)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上半叶，强调多卖，主张允许货币向国外输出，认为只要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量小于出售本国商品获得的货币总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重商主义后期，为了保证对外贸易中的出口顺差，采取了保护关税的政策。因为后期的重商主义试图控制或调节商品的流动，发展工场手工业，所以也被称为贸易平衡论。
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的区别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对商业资本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和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动词 （verb的缩写）重商主义的主要内容
(1)金银等贵金属是一个国家财富不可或缺的。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贵金属矿藏，就必须通过贸易获得。
(2)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因此，伊丽莎白一世不仅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贸易发展的措施，还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至16世纪的早期重商主义时期和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的晚期重商主义时期。早期的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措施禁止货币的出口和货币财富的积累。晚期重商主义和早期重商主义的区别在于，国家应该向国外输出本国货币，以扩大购买外国商品。但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要遵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量必须小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总量，目的仍然是为了让更多的货币流回国内。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是产出大于投入，才能维持顺差。
第六，重商主义经济学一书
作者:[瑞典]马格努松
译者:王根北/陈雷
ISBN: 9787810495882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定价:32.0英镑
装订:平装本
出版年份:2001-5-1
介绍...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重商主义:为中译本，译者的话，引言》、《古典重商主义第一部分》、《早期西班牙重商主义:对不发达的首次分析》、《重商主义的欣赏》、《重商主义的历史和社会观念》、《重商主义:一个寻租的社会》。
第六章:斯图亚特统治初期的弗吉尼亚烟草；第二部分是现代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建国经济学、历史经济学和重商主义在英国的复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美国官方思想中的新重商主义和新重商主义概念；第三部分是反思，总结性反应，名称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