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邯郸王卫军告沙河康泰医院怎么了?

对于武安市义镇农民王卫军来说,2004年5月6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剃掉了留了五年的披肩长发。5年前,王卫军“一心发明”,将非法输血的医院告上法庭,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艾滋病官司。五年后,他努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很多人眼里,“王卫军的发型”似乎并不重要。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王卫军在艾滋病官司中屡战屡胜所引发的现实意义和思考。

等理发等了五年。

5月14,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的一家理发店。随着理发师剪刀的“喀嚓”一声,王卫军的披肩长发被剪掉了,他的两行眼泪流了下来。

“这根头发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带走它,”王卫军说,他目睹了整个艰难的诉讼过程。“很多人知道我为什么留着头发,现在看到我的发型就知道我的官司赢了。”王卫军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装进塑料袋和烟盒里。

“两天后是我妻子的五周年纪念日。我准备把这缕头发放在我妻子的坟前,这也是对我妻子的一种安慰。”王卫军的眼睛布满血丝,他看着女儿,低下了头。

在过去的五年里,长发飘飘的王卫军经常牵着女儿的小手走在街上。人群中,总有人回头,却很少有人知道他长发背后的辛酸。

“我就想看看头发长到什么程度,才能讨回这个公道。”王卫军决定从1999开始不再理发,并发誓要给他的妻子和女儿一个解释。他说:“我不会剪头发,直到我收回我的话的那一天。”这个单纯的男人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每天晚上,当他的女儿抚摸王卫军的头发时,他害怕她的女儿会问她为什么留这么长的头发,她的妈妈怎么了。王卫军无法向她解释这些问题。“以前我一直担心,也许孩子可能等不到懂事的那一天,会在官司打赢的那一天之前离开这个世界。现在看来,我女儿到了。”王卫军说。

剪了头发的王卫军看起来很放松,他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加明亮。

迟来的胜利

一场关乎生命健康的艾滋病官司,如同一场持续数个春秋的“马拉松”,让当事人王卫军有说不出的辛酸。

5月初的中午,石家庄天气温暖。王卫军收到了省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为了等待这一天,王卫军的头发已经从原来的寸板长到了腰部,甚至连法华也提前出生了。终于在这一天,34岁的男人带着判决哭了。

根据判决,王卫军及其女儿获得赔偿金362042.55元。这笔赔偿金,是他因在医院非法输血而死于艾滋病的妻子和因哺乳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女儿支付的,充满了无尽的血泪。

36万元!以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代价。“这笔钱怎么弥补我和家人遭受的巨大损失?”王卫军说,据权威数据和专家测算,延长女儿的生命需要10多万元。因此,王卫军把这次胜利概括为“表面上的胜利”。

在判决书中,记者注意到有这样一句话,“实际处理不足的,另行处理。”王卫军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将提出申诉或提起另一场诉讼。他想让他的女儿活着!

“虽然表面上看我好像赢了官司,但我还是担心判决最后得不到执行。”这次在北京,王卫军要求他的律师写一份申请强制执行。

女儿,这七年

王卫军的女儿贾凯今年7岁,但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去过北京多少次了。从她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就伴随着一个威胁生命的阴影“艾滋病毒感染者”。为此,她一次次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各大医院,数着自己生命的长度。

七岁的小贾凯经历了沉重而悲伤的一生——出生时,母亲通过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不到2岁,母亲死于艾滋病;一个月后,小被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此同时,王卫军神父抱着她四处上访、求医;2岁时,父亲起诉了给母亲献血的医院;现在小已经7岁了,这场官司终于告一段落。

小贾凯不太爱说话,喜欢笑着小嘴,脸颊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一个不知情的陌生人,看不出她还在生死边缘挣扎。艾滋病病毒在血液中自由流动,意味着鲜活的生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生活的风雨中枯萎。只有7岁的小贾凯肯定无法体会时时刻刻被死神觊觎的滋味。

专程从石家庄赶到北京的《河北画报》记者李勇在给小拍照时说,“不知道为什么,越是捕捉到小的可爱和美丽,我的手就越是为镜头颤抖。”拍摄结束后,小贾凯甚至非常巧妙地说了声谢谢。王卫军说,这些年来,随着女儿到处上访,贾凯已经习惯了人情。其实这不是她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承受的。

不敢想未来。

王卫军和他的女儿注定成为艾滋病酝酿中的悲剧角色。对王卫军来说,展望未来几乎是残酷的。

王卫军曾就女儿的病情进京咨询相关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女儿随时可能离开你。从以往的病历来看,感染艾滋病的母亲和孩子能活过五岁的并不多。为此,王卫军做好了心理准备。

现在贾凯已经7岁了,她随时被艾滋病所困扰。她经常感冒发高烧。王卫军总是及时给他的孩子吃退烧药。有时候他女儿吃药吃腻了,拒绝吃药。王卫军不情愿地把药倒给了她的女儿。“也许她没有感受到人生的花季,就这样走了……”王卫军不敢再想它了。

记者见过小六次,每一次他的悲伤都越来越深。因为记者不知道贾凯还能活多久。每次采访回来,记者一直害怕从王家得到消息。

小贾凯依然每天快乐的生活着,了解和关注她的人都期待着奇迹。王卫军还想通过记者告诉人们:“只要感染途径控制得好,艾滋病并不可怕。希望人们多关心艾滋病患者,不要远离他们。”

为了给女儿治病,王卫军向所有能借钱的亲戚借了钱。在他背负外债后,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了。但是女儿没有高额的治疗和检查费用是活不下去的。

“现在有钱给孩子治病吗?”记者问。

沉默良久的王卫军告诉记者:“别说治病,连吃饭都成问题。现在我靠兄弟姐妹给的食物生活。我如何支付得起治疗疾病的费用...判决赔偿至今未兑现。”“就算能得到一些赔偿,孩子也成了艾滋病毒携带者。”

王卫军害怕妻子的悲剧会重演。

念念不忘的好心人。

“我们应该感谢许多好人赢得了这场官司,”王卫军说。

在王卫军赴京理发前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律师刘伟一直陪伴着王卫军父女。近年来,刘伟一直为这场马拉松式的艾滋病官司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无数次往返于北京、石家庄、邢台之间。用王卫军的话说,“我一辈子也报答不了你”。

王卫军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刘伟在法庭上的精彩辩护:小贾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口母乳是艾滋病病毒阳性,一出生就奄奄一息。她没有机会享受生活的阳光,这种残酷的折磨会伴随她走到生命的尽头。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孩子!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被一袋血毁了,请给个公正的判决!

”这时,刘伟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也泪流满面,旁听席上一片呜咽。”王卫军回忆起往事,眼睛又红了。

和刘伟一起代理这场艾滋病官司的在石家庄工作,是一位70多岁的老律师。有一次她和王卫军走在街上,他们被误认为是三代同堂的近亲。

"这位老太太和艾滋病患者及其家人真的很亲近."王卫军说,每次去石家庄或北京,刘秀珍都会为父女安排住处,尤其是小贾凯,吃饭时要往女儿碗里塞很多好吃的。走路时,她总是紧紧拉着女儿的手,生怕不小心摔倒。

王卫军说,自从这场艾滋病官司开始以来,中国许多媒体都在关注它,《赵岩都市报》从未停止过报道。2000年《中国青年报》的常陆几经周折回家采访时,她和同事蒋巍巍不仅给小贾凯买了那次出差的全部稿费和补贴,还贴了不少钱。前《南方周末》记者寿贝贝得知王卫军来京理发,特地来看望他们父女。

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重庆女大学生给小贾凯送了一个洋娃娃。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贾凯,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我姐姐知道你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姐姐告诉你一个诀窍,每天对着天空笑两次,这一天你就会开心……”

正是有这么多的好人,王卫军和小贾凯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