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中国有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然而,地处珠三角中心的沙村,改革开放只有十年。在1991年前,沙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为新开发区的一部分,沙村仍然是中国大陆农村最孤立、最愚昧、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征地之后,真金白银,进城的梦想,继续发财的幻想,激起了村民极大的热情和希望。
让人感到可怕的是,村民们的这种热情和希望只维持了三年左右就变成了焦虑和失望。
这个调查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普遍的无知、单纯的幻想,特别是干部的低能腐败和权力网络的非法运作,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由希望转向失望的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可以看出,宽容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概念就体现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正是市场经济要求新的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时候,但是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已经崩溃,没有迹象表明新的经济力量会组织农村经济。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多么漫长。
沙村村民1200多人,少部分外出就业或经商,很少在村里居住。沙村有成、楚、张三个姓氏,其中只有张出自同一家族。程姓和楚姓有很多派别,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的时候,同姓通过交情或者承认血缘关系的方式聚在一起,但是寺庙里却没有一个承认教派的姓。
历史上,沙村所在区域的地理优势一直没有被发现和利用。十年前,沙村所在的区域还是水网隔绝。半岛没有公路,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基本封闭,没有土地,只有泥滩和乱石岗。在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40多个采石场。这样一个破旧封闭的地方,在当时的政府眼里没有任何投资开发价值。如果不是一位著名的外国商人经过多次考察后决定在这里投资进行整体开发,这个地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繁荣昌盛。1991年底对外征地后,经过十年的努力,沙村所在的区域已经成为珠三角的交通枢纽,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滨海城市静静地矗立在原来的烂沙滩和乱石塘上。
沙村紧挨着新城。村里有一排排新楼房,相互竞争。狭窄的村道上,摩托车川流不息,私家车来回穿梭。村民们很高兴结束了艰苦的农业生活,这可以让城里人感到轻松。但村民没有土地,户籍身份是“农业人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沙村也被改造成了“沙村管理区”,但其权力组织结构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块招牌。
新城正在一步一步的建设,不像中国很多其他的新兴城市,为了吸纳外来人口,轰炸大楼,商场,工厂。新城的建设远没有村民们想象的那么快。随着几年后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凋零,发展初期的村民热情逐渐冷却,失望和迷茫逐渐增多。他们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一夜暴富,永远享受安逸。
各种复杂有趣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一、外地征地:“那时候村里有钱。”
沙村原有耕地1123亩,加上河漫滩和山上的烂地等。,而* * *的土地为1362亩,属于沙村所在的镇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根据沙村所在市1992的文件,每亩补偿12000元,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劳动安置补助费”。沙村* * *征地费为654.38+0634.4万元,除去青苗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50.20,582.09元,约为654.38+065.438+0323万元。经村支部大会决定,成员大会批准,一次性给村民4000元,从1994开始,分三年给每个成年人发放16以下的生活费300元和200元。资金来源除了征地款,还有村里自有的四块石院子的承包款和村里地块的流转款。
沙村约有230亩自留地。根据1995之前公布的数据,* *流转自留地110亩,每平方米价格在250元到450元不等。应收金额22,077,804元,实际收到10,702,604元。从65438到0995及以后的欠款回收和土地交易直到2000年才公布。2000年,中央军委要求所辖所有行政区设立财政公告栏,公布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收入分配和土地征用情况。沙村2000年6月5438+065438+10月征地补偿收支公告表中,征地应收金额为15085040元,表中未注明征地时间,征地历史情况不清。对比1994的征地公告表,发现新表中并没有反映出原来收到的征地金额。15085040元中,9270元为1994公告表格中所欠200元。按正常理解,沙村从1995到2000年卖了20亩地,应收5814840元。(根据我局1994年10月30日发布的南沙东部7个行政区征地及相关情况清单,沙村在1992年以2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出让50亩土地,在1994年以45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出让约120亩,* *。比1995之前村里公布的22077804元翻了一倍多。本文采用村里公布的数据)。
从1992到1995,沙村实际拿到土地款27046604元。村民每月的生活费从1994开始发放,到1996中间结束,因为村里没钱了。据一些村民估计,从1992开始,每个成年人从村里拿到了13000元左右(不包括青苗补偿款),现任村委会女主任认为有16000元。因为沙村的财务收支实际情况非常敏感,干部会回避资金的话题,甚至村民推荐的理财小组也不敢轻易查看村里的财务账目。本文只能通过估算来衡量村集体资金的留存。按每人16000元,不分年龄1200人计算,村里分配给村民的生活费约为1920万元。四石场1996年上缴1789333元,约占该村当年总收入的56%;1997年,采石场向村里上缴1.587万元,约占村里总收入的42%。可以说,石场是沙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从现有的公开数据分析,沙村至少从1996开始就一直入不敷出,采石场的承包款和其他收入基本都用来支付村里的日常事务和村民的教育医疗福利。因此,村集体持有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量是征地成本减去划拨金额。按65,438+0,996之前实缴征地款27,046,604元计算,村集体可投入资金约为784.66万元,加上尚未收到的65,438+0,087,520元,即* * 65,438+0,872,5438+0.800元。
清楚了这个数字,就可以理解沙村人在征地后1993-1997期间的一系列投资行为。所有这些投资都依赖于拥有强大资金支持的心理。用村民的话说,他们是“当时村里的有钱人”。
二、投资黑洞:“集体没钱。”
在外资的推动下,沙村戏剧性地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大笔的钱如梦如幻。沙村人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有安排使用巨额资金的经验。那么,沙村人是怎么用这笔钱的呢?你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当初村委会给了村民一个沉甸甸的承诺,提出除了每月的生活费,还有每人20平米的住房补贴。为了这个目的,村委会开始招商建商住楼,村里没人反对,认为未来肯定一帆风顺,有资金,正好发展,肯定能发财。大家都沉浸在轻松致富的梦想中,没有仔细考虑投资的风险。
商住楼底层设计为独立商铺,二层为大商场,三至六层为住宅。村委会以76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承包给了一个外地建筑商。这个价格只是土建合同价格,不包括填土、水电、设计、管理等各种费用。要实现对村民的承诺,村委会至少要补贴654.38+08.24万元,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尽管干部们做出了承诺,村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这个承诺仍然无法实现。1996年底商住楼A、B竣工时,村委会财务已经很薄弱,说“集体没钱”,打算把商住楼卖掉,村民的20平米就泡汤了。村民们顿时一片哗然,却又无可奈何。
商住楼虽然没有给村民带来普遍的好处,但却让少部分村民轻松赚到了钱。商住楼刚开始卖的时候,村里没人管,书记很着急。后来,在外经商多年的村民苏城回到村委会工作,并向书记承诺一个月内全部售出。他认为商住楼紧挨着高尔夫球场,环境好,价格低,没有卖不出去的理由。程请了几个外地的朋友到商住楼转了几圈,还特意在村里走了一圈。村民一问,他说是来买楼的。这步棋真聪明。他带的一个朋友买了一套,村里人听说了,纷纷过来询问。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外国人会来买房。村委会趁机出台另一项政策,鼓励村民订购商品房,只付四层的房款,其他六层可以等村民找到外地买家后再补。两栋楼很快以每平方米780元的价格售罄。除了两三户自己住,所有买房的村民都在外面找买家。这些村民与外界的接触相对更多,接触的人群也更广。他们大多做过村里的干部或干部亲戚,通过关系介绍把房子卖给香港、广州的客人,平均赚一套房一万元。村长的儿子订了三套转卖,不到一个月就全卖了,赚了三万多。
村民们又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争着要订金订烂尾楼C栋,但这次运气不好,遇到了烂尾楼。C栋的门窗还没有安装,已经放在那里了。村民说,村里拖欠承包人工程款,承包人憋不住,2000年退出。C栋很多业主都是外地人,已经交了房款。他们几年都搬不进去,意见很大,但是很无奈。村支书也避而不谈这个,没怎么关注。
包工头拿不到村委会应得的工程款,私自将建房内幕泄露给几个村民。他透露,表面上是以每平方米760元承包,实际上村里只给了他500元,现在还拖欠着工程款。商住楼招标之初,村里就把传说中的商住楼的合同做了手脚,实际价格只有500元。所有涉案干部都守口如瓶,财政所的会计和出纳都是支书的亲戚,村委会不让村民理财小组查账,让这个传说更加隐秘真实。承包商泄漏的消息证实了村民们的猜测,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商住投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A楼和B * * *花了6,297,664.20元,C楼已经支付了65,438+0,506,748.94元,结算前至少要支付93万元。三栋楼花了7804413.14元,卖楼(包括房子和商铺)总收入只有3859911.82元,收回的金额还不到支出的一半。虽然每栋楼的二层还有待出售,但目前不太可能出售,因为这一层是按照大型商场设计的。在沙村,这个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娱乐场所的村庄,这样的设计是荒谬的。
沙村的干部把房地产投资失败归咎于太晚。每当提到附近的金村楼盘已经以1200元的高价成交,他们都后悔没有把握住时机。似乎没有人反思过投资的严肃性。相反,有一批村民一开始就觉得不应该搞房地产,却没有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去审视。大多数人认为房地产崩盘是因为干部腐败,也有少数人认为当初应该投资办厂。
沙村另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是与江西一家企业合资的地毯厂。地毯厂在1993至10期间投入1,624,669.38元。1993的一天,管委会的一个干部带了一个江西老板来沙村,老板表明了与沙村合资的意向,受到了急于招商引资的沙村村委会干部的欢迎。老板在东莞有一家地毯厂。村委会很快组织党员参观了东莞的地毯厂。后来,村委会干部到江西的总厂参观。他们一回来就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决定继续这个项目。签约后,沙村出资,江西厂家提供技术和工人。还有一个香港股东。香港股东并没有真正投资地毯厂。地毯厂为了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以他的名义变成了“中外合资企业”。沙村把原来的大会堂改成了厂房,从江西购买了一批设备。设备到了才知道是些二手货地毯厂还在运转,沙村和江西厂派的人在管。沙村村长和经理管理日常事务,财务和销售,江西人负责生产产品。由于销售不佳,这家半手工业的小工厂很快就关闭了。投入的钱不见收益就消失了。村里花了十几万的诉讼费跟江西厂打官司,最后把设备材料报废了。投入654.38+0.8万多,一年下来还剩1万多。
村民看到钱像被扔进水里一样不见了,当然不肯罢休。理财小组多次要求查账,村委会几次拒绝,因为理财小组无权查账。村民们据理力争,指责干部“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查账。”村民和干部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村干部怕事情不好收场,指示财政所拿出一些账目。财务管理小组发现一笔38万元的物资去向不明,这笔钱支付给了江西工厂。财务管理团队的人声称没见过这批材料,不明白为什么要给江西工厂发工资。
1993,沙村成立开发公司,支部书记任总经理,其他支部委员任副经理等职务,并在党员村民中招聘数名员工负责具体事务。开发公司的支出和收入必须由秘书签字。商住楼是开发公司负责的项目之一。另外还有道路建设,规划,填量等等,都是开发公司负责的。该村已向开发公司投入94万元,向村民集资31.3万元购买拖车和打桩机。
1993期间,建筑行业很火。村委会认为拖车和打桩机的出租前景不错,开发公司也能拿到一些工程。1994期间经济过热,国家收紧货币供应,市场开始疲软,尤其是建筑行业。沙村拖车、打桩机租赁受到较大影响。1996结尾,拖车和打桩机开始停在村委会前的空地上,变得锈迹斑斑?斑斑。
从5月1993到2月1996,开发公司入不敷出只赚了183,349,338+06元。这几年,* * *给村里和村民分红25万。最后村民的损失由村里部分补贴。
沙村还开办了水电公司等其他小公司,但只有开发公司活了下来。开发公司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2000年3月石料场关闭,村委会决定裁员,现在只有两名员工在开发公司工作。
几年折腾下来,沙村做的投资都赔进去了,更别说给集体和村民带来效益了。真正给沙村带来收入的,是村集体的传统副业:石场、荔枝林、鱼塘,加上计划生育罚款、土地流转。采石场是一个高污染项目,但其年收入却占了全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2000年3月,石场关闭,沙村集体经济陷入低谷,基本福利开支难以应付。参加合作医疗的村民看病后无法报销药费。面对这种困境,村委会表示会积极想办法增加收入,号召全民支持村委会的工作,让* * *熬过这两三年。但村民对村委会的承诺非常怀疑,不看好集体经济的走向。沙村的经济危机没能激起村民* * *共进退的集体精神。反而让村民觉得应该靠自己,而不是靠集体。
沙村还有几块不清楚的自留地,* * * 15085040元。不知道这笔钱收到了没有?如果没有,这笔拖延了六年的资金不知何时才能收回。如果已经收了,那么集体经济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了。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悖论: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必须向新的组织和规模发展,而这恰恰是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解体的时候。此外,农村经济不能通过过去的行政强制方法进行重组,市场力量不可能将农业经济组织成现代集体经济。关键是资源流失,产权模糊,创新动力不足。三、八仙过海:贫富开始分化。
村民不是很清楚哪些田是外来征地资金补偿的,也不知道外来投资者以什么价格补偿政府。村里盛传优质土地被征收为一般征地,高尔夫球场征用的林地至今没有补偿。因此,沙村部分失业村民对外商不满。虽然外资在沙村所在地区普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沙村约80%的劳动力在外资项目中就业。
根据外商与沙村所在市国土局拟定的土地预征用协议(1991),外商将按水田每亩6.6万元、旱地每亩3.3万元、山区每亩6.5438+0万元的价格对国土局进行补偿。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农田水利征收费和定购费。实际情况如何,由于信息不统一,不得而知。集体投资屡败屡战,让一些人的村收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了一部分人更多的选择,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特别是一些人增加了来历不明的收入。沙村村民的生活逐渐贫富两极分化。目前沙村有两百多万盖祖屋的有钱人。也有穷人想月底去杂货店赊口粮;只要夫妻一方找到工作,就不愁三餐;夫妻两人都有工作,生活都很顺利,很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