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如何提升竞争力？

来源:www.rdccn.com·索维尔研究和数据中心。

当前，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应对危机的首要任务，把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我们要以此为鉴，以战略眼光审时度势，客观把握历史规律，牢牢把自主创新作为应对的关键举措，努力在危机后有效形成基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第一，过去一个世纪的重大全球性危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百多年来，世界上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危机前后的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创新的国家和企业，都能迅速摆脱危机，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其做法和经验值得今天借鉴。

1.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在波动中稳定增长的有力杠杆。活跃的技术创新带来经济繁荣；技术创新的低迷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随着经济波动，一些过去的主导产业逐渐衰落，而另一些新兴产业在创新的推动下蓬勃发展，成为支撑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从1788年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这个规律就反复出现。其中，美日韩在危机中各自的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

(1)大萧条后，美国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高峰。20世纪初，美国通过石油勘探、冶炼、电力和电气技术创新，推动了钢铁、汽车、化工、电气等行业的快速扩张。汽车工业采用流水线作业的重大技术创新以来，产能快速增长，1929年汽车销量突破500万辆。然而，随着投资的过度开发，主导产业的生产过剩和制度因素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大萧条动荡时期，通信、化学合成、有声电影等新技术逐渐成熟，促进了电信、无线电、合成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复苏。到1939，美国逐渐转向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高峰。大萧条导致经济倒退近30年，新一轮的技术革新使美国经济仅用8年时间就基本复苏。

(2)石油危机后，日本和美国依靠技术创新，使节能低耗能产业迅速崛起。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由于严重依赖进口能源，日本受害最深。但日本大力推进“节能技术革命”，加快新能源利用技术和节能技术的自主研发，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重心向电子机械、家用电器等低能耗产业转移。同时，要抑制传统产业的规模扩张，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比如造船业实施产能扩张控制，着力加强船舶开发，竞争力大大增强，迅速扭转了衰退局面。1973之后的10年，日本的GDP实际增长了47%，而一次能源消费只增长了17%。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受影响最小，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同样，在石油危机期间，以化工、钢铁、汽车等“烟囱工业”为主的美国经济也遭受了严重打击。危机后，美国大力推动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发展，使得通信设备、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一批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成为经济新的主导力量。从65438年到0993年，美国工业增长的45%是由高科技产业带动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40%以上。与此同时，传统产业规模萎缩，钢铁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下降到1.6%；汽车产业占GDP的比重从3.7%%下降到2.1%。

(3)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依靠技术创新迅速进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正在进入“信息时代”，而此时的韩国仍在推进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规模扩张。韩国经济受危机重创，大量企业倒闭。实际失业率高达12%，经济几近瘫痪。这促使韩国政府下决心依靠创新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国家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实施了科技创新特别法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法，高校科技经费由8.4%提高到12%，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开发，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等28个领域。其间，韩国IT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6.4%，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8.6%上升到2000年的1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5%。不仅基础研究水平世界一流，汽车、电子、冶金、造船、动漫甚至美容等行业也因为原创能力走在世界前列。

2.支持科技创新是政府应对危机战略措施的核心内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稳定经济、尽快恢复生产的同时，注重危机后国际竞争力的培养，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第一，确立和提升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提出了美国科技发展的五项基本原则，为美国科技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基本框架。日本在石油危机时期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并在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后，将“科技创新立国”提升为基本国策。新加坡也受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危机的启发。1991成立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局，实施第一个科技五年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变“出口型国家”为“科技型国家”，致力于建设“以科技为中心的社会”。二是把科技投入作为重要的战略投入，不断加大工作力度。二战后，发达国家对R&D的投资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R&D投资占财政支出的5%以上，日本的R&D投资在4%左右，均占国内R&D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的R&D投资急剧增加，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7年的3.61%上升到2006年的4.4%。三是提前部署前沿技术研发，为结构转型打基础。美国非常重视把国家军事战略需要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大力支持信息通信、空间技术、网络技术等尖端技术的研发。同期，西欧18个国家* * *制定了尤里卡计划，重点加强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络、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五个优先领域的研发。正是这些面向未来的技术成果，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重视科技创新政策的引导作用。早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就颁布了《购买美国产品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以保护本土企业。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特定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为重点产业的技术开发提供补贴、税收和财政激励。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韩国迅速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知识产业产业政策方向和发展规划》，全力发展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第五，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美国在鼓励企业自由竞争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企业创新的支持。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和联合企业共同实施了“Sematech计划”，显著提高了半导体企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扭转了在全球竞争中的不利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企业的支持扩大到成果产业化阶段，突破了过去“竞争前阶段”的局限。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国将支持企业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提供从研发到技术商业化、产业化的全方位支持，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3.技术创新是企业度过危机、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经济动荡往往成为企业进化的重要契机。正是因为很多世界级的大公司从不放弃技术创新，所以危机不仅没有击垮他们，反而成为了一个难得的做大做强、跨越发展的机会。第一，始终保持强大的R&D生命力。100年来，这些世界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行业。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从杜邦和拜耳开始，现代通讯工业的发展从贝尔开始，现代汽车工业的发展从福特开始，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从奥钢联和新日铁开始，现代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从IBM、Intel和微软开始。全球跨国公司拥有全球70%的专利和2/3的研发经费，而在美国，85%的开发研究、60%的应用研究和16%的基础研究都是由企业完成的。二是致力于在产业链高端占据领先地位。在危机中，世界级企业始终坚持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占领行业制高点。大萧条前后的11年间，杜邦公司投入2200万美元和230名科技人员研制合成纤维，并于1938年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根合成纤维——尼龙，从而奠定了全球合成纤维工业的基础和杜邦公司在全球化学工业的领先地位。三是以产品创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面对危机中市场需求的变化，世界级企业主动应对，集中精力开发新产品。日本汽车企业抓住了石油危机中对小型节能汽车的迫切需求，迅速组织开发了可节油25%-30%的新车型，成功占领了全球市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到1980年，汽车年产量达到11万辆，超过美国成为当时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四是通过适时转型升级实现新发展。世界级企业敏锐地洞察到全球最新的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实施战略转型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1997之前，韩国三星规模多元化，核心芯片采购索尼。危机让三星痛定思痛，大刀阔斧重组业务，出售了10个非核心业务部门，全力投入研发自主数码科技产品。2003年一举超过索尼，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信息公司。

百年危机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科技创新是产业变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历史表明，只有依靠创新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我们才会更少地受到危机的影响，更快地走出危机，从而在危机后更快地发展。未来要赢得一流的经济竞争力，必须具备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必须以更快的速度领先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政府的明智选择是创新发展的有力保障。在危机中，政府要拿出远见和勇气，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大对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信念。第三，企业必须勇于创新。企业要有创新的勇气和毅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让企业永远走在发展的前沿。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美国在依靠科技推动发展方面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和失误。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值得我们反思。危机虽然直接表现为次贷衍生品泛滥，但有宏观调控决策失误、监管失控等本质原因。其他深层次的原因是，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一直缺乏足够的创新成果来支撑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弥补网络经济的收缩，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二战后，美国和前苏联争夺霸权，投入大量财力进行军事研发，并在其他高科技领域支持与军事相关的科技活动。由此诞生了通信、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这些技术后来被转移到民间，成为90年代美国乃至世界新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防技术民用拉动效应明显。一般来说，成熟的军事科研成果转为民用大约需要10-15年。1990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竞争对手后，美国失去了很多投入军事研发的动力。国防预算从190年占政府支出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5%。冷战时期积累的先进科技成果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重大科技创新迟迟未能启动。与此同时，国家整体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下降，研发投入每年减少5%，以至于进入21世纪后，美国再也没有新的军事尖端成果可以转民用，也没有重大技术发明和新兴产业。布什政府采取了保守的科技政策，包括减少科技顾问人数，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尽管美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科研实力，一些科技成果不断出现，但这些零碎的成果不足以从根本上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进步的下滑使美国经济失去了稳定增长的源泉。2000年中期，美国经济开始下滑。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没有继续依靠科技，而是转向金融和房地产。美联储连续降息13次。随着银行资金借贷成本的大幅下降和放贷条件的放宽，大量不符合条件的购房者也能获得贷款。当一个国家把竞争力放在没有可靠实体支撑的虚拟手段上，危机就产生了。金融机构为了追求自身的利润，在“次级贷款”的基础上设计了很多金融衍生品，并没有取消风险，反而转嫁甚至加重了风险。“次贷”确实刺激了住房投资，美国经济迅速反弹，但同时住房需求飙升，房价一路上涨，导致2003年中期经济过热，于是美联储折腾回来，连续加息13次。导致原本低收入的购房者无法承受高额的月供，最后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个依靠几次重大技术革命建立世界霸权的国家，却在这种发展中，因为失去了科技的驱动而误入歧途。教训是惨痛的。

第一，经济发展不能失去实体经济的稳定支撑。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活力的基础，也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和载体。抵御风险和危机的途径取决于经济实力，而增加经济实力的有效途径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业附加值，实现财富的不断增加。当我们不关注产业发展的时候，技术创新自然就失去了需求和动力。没有重大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就不会适应或支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和发展。战后以来，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比重从0950年的1.78%下降到07年的33.99%，特别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比重也从1950年的27%下降到07年的65438+。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从11.37%上升到20.67%。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和经济虚拟化的无限扩张，削弱的不是科技，而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抗风险能力。美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下一年度1万亿元的预算安排中，强调对科学的投入将是强制性的，对新能源投入将采取鼓励性政策。当选总统欧巴马提出了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在未来10年将研究经费增加一倍、永久实施R&D投资减免计划、用新技术改良农作物、成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设立国家首席技术官、重建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解除干细胞研究禁令、重点资助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发展等。

第二，经济增长不能失去企业创新的微观基础。实体经济或产业经济主要依靠企业，企业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美国削弱了实体经济，就失去了产业和企业，创新就失去了基础。在虚拟经济短期高回报的诱惑下，美国的制造业萎缩了很多，大部分企业不生产自然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和热情。短期行为和盲目投资的现象非常严重。据有关调查，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美国制造企业从事各种虚拟经济活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对企业家的吸引力不断降低。例如，美国福特公司虽然是超大型制造企业，但其2007年税前利润只有8亿美元来自汽车销售主业，50亿美元来自信用租赁等金融业务。因此，重视企业对国家发展的影响，重建企业创新信心，激发产业活力，非常重要。

第三，可持续发展不能失去高质量投资的良性循环。投资质量决定经济质量。在经济萎缩的时候，需要刺激投资来启动需求，但短期来看，投资的数量是长期的。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社会投资预期收益率降低，主要刺激低质量投资。然而，由低质量和数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应该通过支持创新来刺激投资。任何一种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都会增加投资收益，从而促进企业投资的增加和财富的大量增加，使投资创造其应有的价值，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这样的投资是高质量的投资。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危机救助计划不断调整，从最初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低质量金融资产，到现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在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支持新能源发展，希望为美国未来经济提供新的支撑。

美国金融危机扩大，全球经济明显放缓，逐渐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场危机给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和严峻挑战。变“危机”为“机遇”的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快速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

危机为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一是危机使得企业的创新需求更加旺盛。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的产品和技术将更受欢迎。危机前，只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产品，基本没有大的风险，企业业绩不降反升。困难和失败的是那些低端生产没有创新的企业。南京谢赫化工公司虽然经营建材，但由于坚持新产品开发，主营业务增长了50%以上。第二，危机大大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成本。无论人员工资，设备价格，制造成本等。，会有明显的下降，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优质创新资源。南通恒力集团新上工业丝项目从国外引进设备。去年不仅贵，而且谈判条件苛刻。现在迅速达成意向协议，报价下降了一半左右。第三，危机加速了全球创新资源的流动。受危机影响，更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外包来集中资源、降低成本，这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市场资源。同时，国外的先进技术、成果、人才和科研机构也将在国外寻求发展空间，国际优质创新资源的互动将显著增强。今年江苏举办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成效显著。第四，危机显著增强了企业和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更多的企业意识到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应用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今年前三季度，江苏企业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超过60%。昆山好孩子集团平均每天有两款新设计，新品储备达到两年以上。今年产品价格上涨了15%。第五，危机使优秀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一批企业在危机中破产、被淘汰是正常的。同时，危机将释放未被有效利用的存量资源和市场空间，从而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创新能力强、创新产品市场潜力大的企业腾出新的发展空间。经过危机的洗礼，一定会涌现出一批更具创新和创造力的优秀企业。

当然，危机本身固有的特点不可避免地给科技创新带来严峻挑战:一是市场需求萎缩可能影响创新产品的供给。目前，国内外市场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需求有所下降，因此高质量、高技术含量和高价格特征的创新产品的市场销售也将收窄，开拓新市场的难度将增加，新产品的开发和营销将放缓。第二，资金面整体趋紧可能会影响创新基金的投入。金融危机使得资金供应总体偏紧。与此同时，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R&D资金不足，并将影响政府的收入来源。这样一来，政府和企业都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加大创新投入的意愿和实际能力都会降低。第三，创新风险的放大可能会影响创新产出的预期。创新活动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危机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降低了对创新成功率和回报率的预期。受此影响，银行和社会资本对创新创业的观望情绪将明显增强，特别是创新发展所需的风险资本将萎缩，企业的创新信心和社会支持创新的活动将受到抑制。第四，短期应急的紧迫性可能影响创新的长期部署。创新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行动。创新输入发生在当下，而创新输出只能在未来体现。在危机情况下，各种现实困难和障碍接踵而至，使得紧急救援成为人们的优先任务。虽然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仍被认可，但在具体操作中很难得到现实的重视，创新的长期规划和部署将让位于短期应急的紧迫任务。对此要充分重视，进一步坚定信心，趋利避害，化不利为有利，使当前的危机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三、依靠自主创新克服当前危机的措施和建议

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启动了十项措施来扩大内需和促进增长。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做出了战略部署。江苏省委、省政府快速反应，特别强调把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作为重点措施。我们要抓住机遇，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集中力量增加各级政府的科技投入。要在困难的情况下启动和扩大内需，需要增加更多的“科技元素”。这个时候，政府的科技投入越大，社会示范作用越强。危机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优化调整了存量资源。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加强增量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前瞻性产业的投入，使内需的启动成为更多能给经济带来高回报、高质量增长的高质量投资，形成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2.培育和发展高科技新兴产业。要恢复和振兴经济，需要尽快培育和壮大一批新兴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增长点和长期支撑。应对和消除危机不仅是为了克服金融问题，也是为了在短期内增加需求。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经济体系。当前是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佳时期，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应肩负起为中国未来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责任，努力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发优势。要大力发展软件创意、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未来战略性产业，赢得产业发展的先机。

3.快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在企业，当前的困难也在企业。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可持续发展，都要高度重视企业发展。经过危机期的筛选，一些企业被淘汰，相当一部分企业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引导和鼓励他们加强自主创新，努力突破行业关键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尽快占领产业技术前沿和市场，真正引导企业通过科技提升抗风险能力和未来发展竞争力。

4.探索科技金融发展的有效途径。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高风险和长期收益，依靠传统的商业金融体系支持创新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危机条件下，矛盾更加突出。要加快探索符合科技创新活动特点、有效满足创新需求的科技融资新机制。从当前实际出发，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信用作用，积极探索在现行金融政策和制度框架下设立科技支行，大力发展民间风险投资，鼓励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科技保险，建立健全有效服务科技创新的专业化融资体系。

5.加强对企业创新产品应用的支持。注重为企业提供好政策服务，全面推进现有政策落实。经验表明，支持企业创新，不如给政策给市场，不如给资金。政府是最大的内需和最好的消费市场启动。要加强政府采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和操作方法，对企业自主研发并首次投放市场的创新产品实行首购或首单，支持地方企业自主创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要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购买和使用自主创新产品。

6.大力引进海外科技人才。受危机影响，国际人才和其他科技要素流动加快，引进成本降低，成为我们引进海外人才的最佳时机。以更优惠的政策、更开放的姿态、更具竞争力的环境，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支持科研单位或企业在国外收购R&D机构，为危机后的下一轮发展积蓄力量。

为了使应对危机的创新措施卓有成效，还必须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一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如果你想领导经济，你必须领导科技，否则你最终会因为缺乏支持而落后。在大家都在关注解决眼前困难的当下，我们还是需要把目光放长远一些，更加关注下一轮的发展，争取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必须始终走在发展的前列。二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由于自身经营目标和财力的限制，企业不可能在科技前沿发展上投入更多，尤其是在当前的危机条件下。企业创新R&D多基于商业开发前政府支持的前期基础研究，往往更关注那些基本成熟、实用、能产生预期回报的技术成果。那些前瞻性、基础性、需要时间长、投入大、商业风险大的技术研发，必须由政府来完成。三是高端与实用的关系。科技创新不仅要“站在天上”，更要“站在地上”。在着眼未来，提前部署，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努力实现技术跨越的同时，也要立足实际需要，讲求实效，支持企业开发适销对路的新技术新产品，帮助企业加强对现有生产方式的技术改造，使企业有更加坚实的创新基础向高端攀登。第四是内需和外向的关系。在出口企业和产品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不能因噎废食。值得反思的不是出口多了，而是我们的产品技术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坚定不移地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